会客厅丨吴晓刚：谁家的孩子能上好大学？
【半 城 大 话】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南京大学“宜兴讲座教授”吴晓刚，在永慕庐发表了题为【寒门再难出贵子？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主题讲演。半城在此摘编演讲内容，以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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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刚：谁家的孩子能上好大学？
讲/吴晓刚 文/吴塞尔
吴晓刚教授在永慕庐讲演
吴晓刚，1987年以江苏省文科总分第3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南京大学“宜兴讲座教授”。
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作用往往是双面的——高等教育既可以是弱势家庭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也可能是精英家庭维持和传递地位优势的重要工具。
在一个社会，家庭出身较差的人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意味着教育能够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降低社会的不平等。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家庭背景较好的人更容易接受好的教育，好的教育给他们带来好的结果，所以教育让这部分人巩固了他们的优势地位，也就是说，教育强化了社会不平等。
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比如中国科举制度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与开放性，我国相对严格公平的高等教育录取制度也确实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增加了学生家庭来源的多样性，有利于社会流动。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针锋相对地质疑科举制度要求高昂的学习成本，家庭或者家族经济资源对人们教育机会的获得有极大影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而且，一些主观个人化的评价标准与部分高深的考试内容，也更有利于那些优势经济地位家庭。
△吴晓刚教授讲演现场
2人人都能上大学的时代，“上什么大学”才是社会分层的关键针对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以往的研究通常关注家庭背景对上大学的影响，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在上大学逐渐变得容易的一个时代，“上什么样的大学”才是社会分层的关键。
吴晓刚首先试图回答“高等教育的扩张是不是可以降低教育不平等”，这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
通过社会学研究发现，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家庭背景对入学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增加了。也就是说，虽然教育扩张了，但相比十年前，2000年弱势群体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相对更少了。在他看来，我国教育正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教育机会的扩张也伴随着不同层次大学之间的日渐分化。
其次，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伴随着高校间的分化。在中等教育未能发展完全之前，高等教育的跳跃式扩招与大学市场化程度的加快，共同重新塑造着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模式。此时，大学文凭和党员身份共同作用的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可能有新的变化。另外，我国也尝试改变应试教育僵化的难题，强调素质和特长在选拔人才中的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弱化了以考分为基准的公平性。
在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体制下，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学生进入不同层次的大学？
在吴晓刚看来，学生的家庭条件、是否是重点高中毕业、是否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与录取学校。
学校之间层次差异不仅仅来自于政府资源投入与生源素质的差异，就业市场也会对不同高校学生进行明确区分。而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实际始于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其中高中阶段尤其重要，重点高中不仅更好的生源与教育资源，也可能享受更好的招生政策。同时，招生渠道逐渐多样化，主观化的评价标准使得有家庭经济优势的孩子不仅更有可能进入重点中学，也更善于利用“素质教育”的标准为自己增加优势。
△主持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吴愈晓教授
2009年，在吴晓刚教授的倡议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创立了“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该调查的基本设计思想，是试图通过追踪调查（Panel Survey）的方法获取尽可能翔实的数据，以便更清晰地解析大学生的在校学习过程，他们在该过程中发生的分化，以及造成这些分化的原因和这些分化在将来的影响。这一思想的本质是把“大学教育”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分化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凝结的、没有差别的“地位”。
在这项调查中，研究者把样本中的学校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由北大、清华和人大组成的精英大学；第二类是除精英大学外的其他“211大学”；第三类是“非211大学”。
研究关心的是家庭背景等因素对进入精英大学和其他“211大学”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家庭背景通过自评家庭经济地位（分为“中下及下”、“中等”、“中上及上”）来测量，家庭居住地分为“村庄及乡镇”、“县级城市”、“地级城市”、“省会城市/北京”四类。
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建立多个回归模型，吴晓刚教授发现不少实证证据，例如：
◆ 家庭背景在当地处于中上层或上层的人，其子女就读精英大学或211大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 家庭居住地层级越高，其子女精英高等教育的机会也越大。
◆ 重点中学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过一次筛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背景的影响力。
◆ 各种特殊政策确实明显有利于家庭条件好的学生。
◆ 一般成绩好的学生更愿意入党，也更有可能入党。但是精英大学的学生入党意愿低，入党比例低，拥有城市户籍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意愿较低，说明中国精英的流动模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吴晓刚看来，数据显示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可能正在加剧，但他也坦言，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完全识别出其中的因果联系，这也是未来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现场听众
4互动交流与问答环节在场观众也积极地向吴晓刚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教育的作用机制的经典问题：教育本质的作用究竟是提高了学生的能力，还是筛选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文凭，或者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具有相当资源的人互相交往，积累社会资本？
吴晓刚教授从两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筛选作用或者说是信号作用还是积累社会资本的作用，都有其他更有效单纯的方式，但是提高学生能力是教育最不可替代的核心功能，大学需要同学们锻炼集大成的能力，也就是综合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这些能力都有助于未来发展。
△ 讲演现场
另一方面，选择效应是处处存在的，所以我们做研究时需要想办法剔除选择效应，找到教育的因果联系，从而评估我们教育制度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确实提高了学生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来自于提问者在云南支教的亲身经历，虽然我们对一些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会提供一些倾斜政策，但是一些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却发现学业比较困难，这怎么看呢？
吴晓刚教授为我们补充介绍了教育机会公平的一种三元悖论理论（James FishkinLiberal Trilemma）：我们需要在能力为本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家庭自主原则这三个原则间进行权衡。我们需要考虑个人能力，也要考虑制度的公平性，同时允许不同家庭对子女教育有不同的投资水平。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加精细地设计录取政策，使得这些倾斜政策不仅体现了机会均等原则，也能恰当地涵盖其他两个原则。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提高教育水平，正如第一个问题提到的，教育应当能切实地提高学生的能力。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是能够通过经验研究帮助解决的。
第三个问题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对于教育的主流态度分别是什么。
吴晓刚教授认为，对于父母来说，教育也是一个期望问题。上层阶级父母对子女教育程度不一定有很高的期望，同时他们也有更多的资源与工具巩固家庭的社会地位，所以教育可能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而中层阶级对子女教育程度的期望往往较高，同时缺少资源与其他手段维持家庭的社会地位，所以中层阶级往往对子女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对于底层阶级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对子女教育水平的期望越来越低，辍学率也在上升，有时候需要我们去干预这些贫穷家庭来帮助贫寒子弟。这种干预最好在学生早期进行，一方面提高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水平，一方面让教师也起到关键的作用，好的教师能够帮助孩子一定程度上摆脱家庭的负面影响。
△永慕庐论坛群学肄言第八期
由十一分美好提供。
文编：车俊铭
美编：陈茜茜
摄影：焦宁一
转自「群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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